馬英九終將開放40萬中國學生來台

  有勝溪

       04/27/2010

前天ECFA辯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對馬英九政策過度傾中及經濟衝擊的疑慮，導致民間嚴重的分裂爭議。而四月中遠見民調，馬的信任度也再下跌到37．1％。不料上週三，國民黨團竟突然改變議程，在辯論前推出同樣大爭議性的承認中國學歷及招收中生來台的修法草案，逼迫在野黨團不得不全力抗爭這種對民意的藐視和偷襲。馬英九得以乘機在辯論前及辯論中提出這與ECFA無直接關聯的肢體衝突事件，攻擊蔡英文。而九位大學校長又受邀到立法院助陣，高呼“全球化”與“國際化”，以聯繫中生教育政策與ECFA。這是黨政教鐵三角掛鈎的又一極明顯的例子。

大家都很清楚，台灣目前最迫切的教育危機，是人口結構的過速老化。最近很多媒體(包括4月第444期天下雜誌) 報導錄取率近百分之百的大學，大約十年左右將倒閉三分之一。如果以總大學生數約130萬推算，大概將減少40多萬人。若以每年招生數約32萬計，終將短少十萬新生。由於本位主義，數年來談判仍無法達成有效地精簡、合併或合作的協議。投機的教職，又從馬英九的急速傾中政策找到一線曙光。例如本月二日，內政部修正關於中國人來台從事商業活動、或受雇跨國企業的許可延期，從「每次不得逾一年」，縮綁為「每次不得逾三年」。所以台灣人無法信任馬政府新法案開始時的暫時約束，但這可正是這些大學的希望。中生來台修正辦法的“第一階段”，“開始”設2000名的上限。（如果國民黨不照往例鬆綁，十年也積聚不過兩萬，無濟於事。）因為中國大學生數超過1,500萬，如果台灣人反對不力，在國共的合作下，一年招生數增為十萬，在政治處理上並不困難。中國打通西藏鐵路，現在移民拉薩的漢人數已經超過本地人。為了統戰，共產黨是不惜血本的。培養留台學生，將是“統一”台灣政策的重要一環。

台灣校園1∕3中國留學生的衝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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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40萬中國留學生，將是自蔣政權遷台以來最大的人囗衝擊。效應如何嚴重，尚難預料。過去兩年，在首爾、巴黎、美國杜克大學及香港等地，中國學生、憤青因不滿當地學生、居民對西藏或天安門事件的評論，發生數起衝突、甚至施暴事件。但是當地中國留學生數目還不大，中國政府對該國也沒有像對台的強烈政治企圖心。

大紀元時報去年12月22日，報導中國留學生約佔南韓全部留學生的80%，但也只有6萬多人。去年12月14日，韓大田日報以「天安地區中國留學生佔領打工市場」為題，報導該地區冬季假期適合打工的便利啇店及食堂等的工作，大都已被中國留學生佔領。一名找不到工作的韓生：「不知從何時起，短工市場也國際化了。」一名業主：「中韓兩國的工資差異，使他們非常願意在韓國當地打工。」台灣當局不知有何對策管制“講國語”的中生？

政府的財政負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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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長聲明將自籌中生的獎學金。筆者相信將有很多傾中大企業家搶著捐款。馬英九剛在新產創條例中把他們的營所稅從25%降到17%，認捐幾萬中生都沒問題。何況這些捐款又可享受再度減稅。另外李校長也知道，對所謂重點大學如台大，政府補助每名學生數十萬元。通常私校也依績效評等接受較少的補助。捐給私校的捐款或基金，也可退稅。這些政府補助和財稅優惠，最後還是由台灣人民買單。

台大校長李嗣涔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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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時報記者曾薏蘋4月21日(以下同)的報導：「李嗣涔指出，八成以上大學校長都支持開放陸生來台，理由很簡單，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如果李校長請教經濟系教授，相信他們大部份會同意，全球化(Globalization)老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到20世紀的最後25年，已澎湃擴展。李校長在1996年當台大教務長時，已是20世紀末期。請問當年有否高喊全球化，為中生來台請命？筆者對現在“八成以上校長支持開放陸生來台”的解釋也很簡單：“否則他們1/3會在10年後失業”。最近教育界在課綱內加重文言文和中國歷史的比重，請問哪一位主張全球化的校長，站起來為無辜的學子請命，不讓他們減少研讀現代、外國文學和歷史的機會？

中央大學副校長李長誠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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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同上)：「李長誠說，大陸在管理上，完全不靈光，假如能收大陸管理的學生來上台灣的課，台灣人就可以做大陸大公司、大企業的主管或顧問…」如果有讀者跟筆者一樣在1950年左右上學，可能就聽過國民黨的老師或教官說：「反攻大陸以後，你們回到地大物博的祖國，每個人都可以當市長、縣長、校長…」如今超過半個世紀以後，竟還有大學副校長對記者和立法委員講這種話。黨性枷鎖，委實可怕。

成大校長賴明詔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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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同上)：「賴明詔也說，陸生積極的態度及用功的程度，都是台灣學生比不上 …」自我矮化的毛病， 從台灣主權轉移到學生的人格上了。中國大學生超過一千五百萬人，賴校長知多少?

世新校長賴鼎銘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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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同上)：「賴鼎銘說，陸生學習態度及動機都比台灣生強，慢慢刺激台灣學生學習……..我們要的是頂尖學生…..大學不僅爭取生存權，還有頂尖的權利。」
這裏老實地點出問題的真正核心：生存！只是一旦面臨生存的危機，就失去了對抗當權黨政自我矮化症的免疫力。

同日、同記者分兩篇報導九位正、副校長的言論。除上所引用之外，也提到國際化及多元外等等。招收“講國語”的中生，進入比賽“謮更多中國史、背更多文言文”的台灣校園，是多元化∕國際化？還是一元化∕中國化？整個記者會給人的印象是“生存=傾中”的私立學校立場。公立大學雖然不在十年內面對存亡的危機，但是政府的教育資源分配政策必然重新大洗牌，所以他們也不得不在政府示意下起舞，擺出“傾中=國際化”的身段。整個記者會就是週末國民黨ECFA主題的序曲。

筆者不相信他們贏得人民任何同情或佩服。大家都很清楚，他們只走語言的捷徑，不想找最挑戰性的解決方案。捷徑之旁，不可能再找到豐盛的果實；而抄捷徑進來的，也不會是他們嘴裏講要的“頂尖”人材。下面列舉兩個小國家的大學，看他們如何走向不同語言的世界，積極面對“質”和“量”的挑戰。(他們的政策不寄望於以前的大、小殖民他)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UvA) –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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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藺在上世紀中期(尚非全球化的極盛時期)，就積極發展以英語為主的國際研究課程(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s)。目前全國以英文教授的科目(course)大約有850左右。UvA創立於1632，去年THE-QS評等為全球第49，歐洲第14。完全以英文授課的研究生課程Graduate Study Programs超過100個。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UCL)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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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官方語言是法、德、荷。UCL用法語。通常歐洲法語區的人不喜歡用其他語言。但是因為五分之一的學生來自120個國家，有些課還是用英文。為吸收“頂尖”的學生和教授，有些博士班完全用英文(English as the working language)

另外，筆者再提供兩個很平凡的台灣人(沒有學位，不會英語)的軼事：

1971 台灣有朋友拜托巴黎的親人幫一位中年婦人(到巴黎採購女鞋)翻譯。親人問她：「明年若沒人幫忙翻譯，妳怎麼辦？」她笑著回答：「去年也沒人翻譯。生意還是要繼續做呀！」

1966一位成衣廠老板，只有六年日本小學教育，也不會英語。有一天他突然決定親征加拿大蒙特利爾市(Montreal)爭取生意。他要求一位朋友：「教我一句英語，不能超過五字。」到達Montreal機場，他就看客戶名片撥電話，也不知道接電話的女秘書講的是英語還是法語，馬上連喊三次：「Mr. Ostroff, I’m Sai sang (Ostroff 先生，我是老蔡。)」然後掛斷電話，等客戶來接。

那時候台灣的大專數目還不達30。成千上萬跟他們一樣平凡的台灣人，單槍匹馬走出去真正的“世界”(美洲、歐洲、非洲)打拼，從沒想過抄中國的語言捷徑。由於他們的奮鬥，今天更多台灣青年得以享受大專教育，而那些“八成以上贊成開放陸生來台”的教授們才有機會當校長。希望他們能效法台灣前輩解決問題的精神來面對教育危機，但請勿增加這些前輩的後代的政治風險。